当普京入侵乌克兰时,他将谋杀提升为国家政策。我因此感到有罪连带责任,必须采取行动。
2025 年 5 月的一个清晨,我快步穿过伦敦肯辛顿花园北缘的贝斯沃特路,一直走到俄罗斯大使馆门前。其坚固的外墙原本就已加装了铁丝网,如今又增设了防暴隔离栏。然而现场并无人群,只有一名男子在马路对面无力地抗议。战争初期,该大使馆曾被愤怒的抗议者包围。那时,走在英国街头,随处可见乌克兰国旗的蓝黄色彩。那段时光早已远去。
心中不安,一名警卫将我带入馆内。他对我进行了搜身,检查了我的背包内容,随后指引我前往内部。这套流程我在之前的访问中早已熟悉。就连这名警卫——一位友善的尼泊尔人,仅会三句俄语——多年来也未曾改变。我过去常来这里更新俄罗斯护照,还曾在 2000 年 3 月的一次重要场合,在此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而这一次,我的目的截然不同:我来此是放弃俄罗斯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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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d poked the bear right in the eye’: my fight to renounce my Russian citizen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