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习应用沿用了专为拉丁语设计的教学方法，而非为了培养口语流利度。1788年，普鲁士推出了“Abitur”考试制度，要求为大学入学提供标准化且可评分的语言教育。 教育工作者采用了现有的拉丁语教学方法，侧重于语法规则和翻译，因为拉丁语是一种死语言，口语能力无关紧要。这种“普鲁士方法”将阅读理解和语法分析置于会话能力之上。 当这种方法应用于法语和德语等活语言时，这种后来被称为“语法-翻译法”的教学法依然沿用。它将读写能力与口语流利度等同起来，尽管有证据表明，儿童在学会阅读之前就能流利地说话。19世纪的改革者，如贝利茨（Berlitz），倡导沉浸式学习，但直接沉浸式学习难以评分，因此大多被忽视。 语言学家斯蒂芬·克拉申（Stephen Krashen）于1982年正式确立了这一区分，指出语言习得（无意识的沉浸）能带来流利度，而语言学习（有意识地学习语法规则）仅能带来通过考试的能力。这解释了为何课堂学习往往无法培养出流利的会话能力。 现代语言学习应用复制了这一过时的模式，将语法练习和翻译练习游戏化。它们优化的是“连续使用天数”和“词汇分数”等可量化的替代指标，而非实际的会话能力。这种设计选择源于在应用程序中难以直接衡量真正的流利度。然而，如今的技术已经消除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评分的原始限制。 像Praktika和Langua这样的AI对话伙伴和沉浸式工具，正在让真正的语言习得变得触手可及。这些产品并非发明新的教学法，而是利用技术来实现早已被公认的有效方法。语法-翻译法的持久存在，凸显了在特定限制下做出的设计决策，如何会演变成一种无形的假设。 在针对真实用户需求进行优化时，若仅追求易于衡量但最终无效的替代指标，必须先重新评估最初的限制条件是否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