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机构与制药公司悄然建立了一个被称为“大流行产业复合体”（Pandemic-Industrial Complex）的体系。该体系于 2006 年通过成立公共卫生紧急医疗对策企业（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edical Countermeasures Enterprise，简称 PHEMCE）得以正式确立。PHEMCE 整合了跨四个部门的七个联邦机构，包括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国防部（DOD）、国土安全部（DHS）和退伍军人事务部（VA）。私营部门，如制药制造商和生物技术公司，被明确纳入该架构。政府旨在扩大行业准入、简化监管并提供责任保护，以鼓励投资。文件显示，这一机制涵盖从威胁识别到产品部署与使用的全过程。一个重大关切在于，定义威胁的政府机构同时也资助研究、监管产品，并管理其采购与分发。作者指出，该生物防御生态系统内的研究有可能创造出其本欲应对的威胁本身。部分情报机构乃至 HHS 自身已承认，涉及工程化病原体的实验室事故存在可能性。DARPA 项目 exemplifies 这一架构，从预测病毒演化到开发基于序列的制药产品。PHEMCE 的战略涵盖医疗对策的监测、研究、开发、采购、储存、部署与利用。政府以生物威胁为由，要求前所未有的合作来论证这一集中化的正当性。引入私营部门是出于市场不确定性，HHS 承诺消除障碍并提供责任保护。HHS 将医疗对策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其储存与部署，视为一项优势。2007 年的实施计划概述了该任务的“端到端”方法，列明了相关机构，并详述了从威胁到产品的序列。政府采购旨在“推动产业发展”，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被要求将其研究与 PHEMCE 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核心冲突凸显了同一系统如何定义威胁、资助研究、规定产品要求、牵涉行业、影响监管、创造市场、采购产品并组织部署。关于 COVID-19 起源于涉及冠状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事故这一假设，引发了关于该互联体系内问责制的深刻疑问。作者质疑，当该系统可能涉嫌导致全球性灾难时，谁将对其进行独立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