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称为“普通家伙”，解释了他为何决定以匿名身份向《怀疑者日报》（Daily Sceptic）投稿。他指出，近期发生的政治暗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政客安全问题的担忧，但他认为，持有不受欢迎观点的普通公民可能更为脆弱。鉴于政治暴力日益加剧以及公共话语环境日趋敌对，他主张加强对公众人物的安保措施只是一种表面化的解决方案。作者感到自己过去在移民和言论自由等议题上曾属主流的观点，如今却被视为极端。他认为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些观点，却因惧怕后果而保持沉默，从而造成一种虚假的共识假象。他纠结于自己的匿名是否构成怯懦，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一种经过权衡的决定，将信息传递置于个人身份之上。作者认为，恐惧显著抑制了公共辩论，表现为在实际惩罚发生之前便出现自我审查。他指出，某些信念被归类的方式，以及机构被感知到的偏见如何侵蚀公众信任。所谓“非犯罪仇恨事件”的上升以及对特定群体的标签化，助长了这种恐吓氛围。在他看来，这种恐惧驱使大多数英国人隐瞒自己的观点，这一趋势在青少年群体中也同样可见。作者强调，对负面后果的预期本身就已足以改变行为，从而有效压缩公共话语空间。他承认自由言论联盟（Free Speech Union）在保护已受侵害者方面的工作具有重要价值，但也指出其无法保护个人免受人身伤害。作者将自己的处境与记者或广播从业者区分开来，后者虽可能面临威胁，但往往拥有既有的平台。作为一名没有公众形象或安保团队的普通人，他担心表达观点会招致职业和社会层面的报复。因此，他选择匿名发表，并将此举视为该国言论表达关系已然破裂的切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