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从不随便向任何人求助，可他却向我求助。他相信我。 我父亲和我相信许多同样的事物：芝士蛋糕；吉朗足球俱乐部；我的母亲。还有，我们应当立刻成为万事通。第一次尝试，无需练习，无需复习。 他在幼儿园时就教会了我这一点。每天他都逼我变得出类拔萃。我们在车里玩拼写游戏，把做数学练习册当作娱乐。在我上学之前，我就“出版”了自己的图书馆，连版权信息一应俱全。我成了——我假设大多数《卫报》作家都是如此——一个早熟的孩子，总是喧嚣而强势地、咄咄逼人地对一切事情都言之凿凿，让周围的人都感到厌烦。就像我父亲一样。（显然，从那以后我已经成长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