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虽然在历史上对确立代议制政府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制定时所依托的社会图景已截然不同。其起草者设想的是一个具有道德与宗教基础、多样性较低的社会，选举权受到财产所有权的严格限制。如今，支撑这一体系的基础条件已不复存在：无神论广泛流行，文化身份高度多元，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盛行。作者质疑不加批判地遵循一个为不同时代设计的体系的效力，尤其当人口中的某些群体积极寻求破坏共和国时。他指出，当前对全面民主包容性的追求，可能无意中摧毁了曾使国家及其选举得以运转的社会结构。作者特别强调了选民身份证法这一争议议题，指出尽管有激进少数派及部分政客（其暗示在选举诚信方面另有图谋）的反对，公众对此的支持压倒性。他进一步担忧选举体系存在漏洞，包括精神疾病患者、低智商个体及反社会人格者（精神病态者）的参与可能损害理性决策。此外，他批评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及“深层国家”成为阻碍政府透明与问责的持久障碍，经常挫败民选官员推动实质性变革的努力。作者最后认为，现行法律框架乃至宪法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些深植的问题。他主张，可能需要采取非常措施，甚至超出宪法规范或诉诸民众革命，才能将国家从其当前轨迹中挽救出来，因为无所作为绝非选项。